讓古藏文典籍換發(fā)新光彩

藏語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藏語支，適用地區(qū)主要有中國境內(nèi)的藏族人，以及尼泊爾、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境內(nèi)的部分人。在漢藏語系諸語及中國各民族文字中，藏文的歷史長度、文獻豐富程度都僅次于漢文。

古藏文，一般指具有古藏文特點的各類文獻典籍，包括敦煌寫卷、鐘銘、碑刻、簡牘、“伏藏”文獻及各類文獻典籍。古藏文在浩如煙海的藏文文獻中猶如一顆璀璨的明珠，不僅在語言、歷史、宗教、地理、生態(tài)和醫(yī)學等研究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還是研究和了解古代藏族歷史和社會文化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為深入了解古藏文的創(chuàng)制背景與發(fā)展歷程，記者近日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東主才讓和吉毛措。

古藏文的創(chuàng)制背景與深遠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報》：藏文是在什么背景下創(chuàng)制的？其創(chuàng)制的過程是怎樣的？

東主才讓：藏文是由“吐蕃七賢臣”之一吞彌·桑布扎創(chuàng)制。吞彌·桑布扎成年后，時值吐蕃第32代贊普松贊干布經(jīng)略吐蕃，宏展其雄心抱負。由于民族間的交往、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交流與發(fā)展以及治國理政的迫切需要，松贊干布深感缺乏文字的痛苦，遂在7世紀上半葉從幾百名臣民中嚴格挑選出吞彌·桑布扎等16名聰慧優(yōu)秀的青年，前往天竺拜師求學，學習梵文和天竺文字。

最后，其他15名青年由于種種原因離開了人世，唯有吞彌·桑布扎帶著師長們的深情厚誼和梵文知識學成回到吐蕃。遵照松贊干布的意愿，他以梵文50個根本字母為模本，結合藏語言特點，創(chuàng)制了30個藏文輔音字母，又從梵文的16個元音中造出4個藏文元音。與此同時，他還從梵文34個子音字中，去除5個反體字、5個重疊字，增加了幾個新的音位字母，補充了梵語的迦、恰、稼、夏、哈、阿（音譯）等6個字，制定出有4個元音及30個輔音的藏文。如此依照梵文模本創(chuàng)制的藏文，一直沿用至今。

每種文字創(chuàng)制之初都不可能十分完善，需要在運用中不斷總結經(jīng)驗、逐漸規(guī)范、日益完善，藏文同樣也有一個發(fā)展過程。據(jù)藏文史籍記載，藏文在歷史上曾進行過3次較大規(guī)模的厘定規(guī)范，分別在8世紀中葉至9世紀初葉、9世紀中葉和11世紀初葉。藏族歷史上的幾次文字改革，采取了調(diào)整藏文字母體系、簡化正字法、規(guī)范詞語和語法，確立藏文字的書寫法，并立法推行等措施，不僅促進了藏文的標準化和規(guī)范化，還對藏文的統(tǒng)一和推廣應用，以及藏族文化的發(fā)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古藏文有何獨特之處？

東主才讓：藏文書寫習慣為從右向左。字體分兩大類，即“烏金”和“烏梅”，是根據(jù)字體的不同形式而得名。烏金相當于楷書，常用于印刷、雕刻、正規(guī)文書等；烏梅相當于行書和草書，主要用于手寫。烏梅又可細分為“粗通”（tshugs-thung），意為“筆畫短促”；“粗仁”（tshugs-rin），意為“筆畫長”；“珠雜”（vbru-tsa），是一種筆畫轉(zhuǎn)折處棱角突出的行書字體；“丘”（vkhyug），適合速記，其形體與印刷體差別甚大。

藏文是一種拼音文字，屬輔音文字型，分輔音字母、元音符號和標點符號3個部分。其中有30個輔音字母、4個元音符號，以及5個反寫字母（用以拼外來語）。藏文字形結構均以一個字母為核心，其余字母均以此為基礎前后附加和上下疊寫，組合成一個完整的字表結構。此外，古藏文標點符號形體簡單、種類極少，而且使用規(guī)則也與其他文字的標點符號有別。其標點符號共有6種形式，其中音節(jié)之間的隔音符號使用頻率最高。此外，還有云頭符，用于書題或篇首；蛇形垂符，用于文章開頭處；單垂符，用于短語或句終；雙垂符，用于章節(jié)末尾；四垂符，用于卷次末尾。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為便于更加準確地表達語義，藏文中已開始借鑒并使用漢文等現(xiàn)代通用的標點符號。

《中國社會科學報》：古藏文在文化傳承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它對后世有何重要影響？

東主才讓：據(jù)記載，吞彌·桑布扎創(chuàng)制藏文后，藏族聚居地區(qū)開始掀起學習藏文的熱潮。松贊干布親自組織翻譯、學習、借鑒印度和漢地的文化，開啟吐蕃人的智慧，哺育造就了像噶爾東贊等一批作出突出貢獻的名人志士。松贊干布也因此有可能創(chuàng)立“三十六制”等吐蕃法律，藏族社會才有可能進入一個文明的嶄新階段。

吞彌·桑布扎不僅在藏語言、文法上頗有創(chuàng)造研究，同時還是一位翻譯家。他撰寫了《文法根本三十頌》《文字變化法則》《文法性之法》等8部語言文法著作。在1300多年前能寫成如此嚴密的語法學著作是難能可貴的，不但在中國遙居首位，在世界語言學發(fā)展史上也是發(fā)始較早的。與此同時，他翻譯了《二十一顯密經(jīng)典》《寶星陀羅尼經(jīng)》《十善經(jīng)》《般若十萬頌》《寶云經(jīng)》《寶篋經(jīng)》等20多種佛經(jīng)，藏族歷史從此開啟了新的發(fā)展階段。

深化古藏文研究意義重大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前，我們?yōu)槭裁匆七M古藏文這種古老文字的研究？

東主才讓：推進古藏文的研究對于深入了解古代藏族社會、增強國家認同和民族團結、傳承和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等具有重要意義。古藏文包括金石銘刻（碑文、摩崖石刻等）、文契簡牘（封文、令旨、契約、書翰及出土寫卷、文件殘頁）和書籍卷冊（各類史書、史傳、志書及年表、大事記等），這些古藏文文獻蘊含著豐富的國家認同和民族團結的思想。

比如，在敦煌寫卷中有一種現(xiàn)象，即以藏文字母對漢語文字、詞匯進行注音，如同漢語拼音一般，甚至用藏文字母拼寫漢文文章、文書、詩詞等。如藏文全文注音出現(xiàn)在《九九乘法口訣》《千字文》《藏漢對照詞匯表》等寫卷中，以及一些經(jīng)書、計算類典籍等書籍中。此外，在古藏文《大寶伏藏》等伏藏文獻中有九宮、八卦、陰陽五行、十二屬相、二十四節(jié)氣、天干地支、甲子周年等有關上古漢文化的內(nèi)容，且為數(shù)不少。此外，敦煌藏文文獻中不僅出現(xiàn)較多的漢族姓氏，還出現(xiàn)有麹等高昌國姓氏，安、曹等粟特人姓氏，尹、齊等羌族姓氏，名則用藏族人名，這些現(xiàn)象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上述民族逐步接受了中原文化。

通過對這些語言文字的使用情況和姓名變化的分析研究，探討吐蕃時期敦煌地區(qū)語言文字在文化交融中的作用，以此探究漢藏文化及各民族互相交流影響的深層邏輯。這種古藏文語言文字的使用特征和文化所衍生的漢藏語言文化交流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實例。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我國古藏文研究處于怎樣的狀態(tài)？與國外古藏文研究相比，我國古藏文研究是否處于優(yōu)勢？

吉毛措：我國對古藏文文獻的大規(guī)模詮釋和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并在90年代達到高潮。國內(nèi)對古藏文文獻，特別是敦煌藏文文獻的研究，經(jīng)過長時間的積累，研究成果數(shù)量很大。主要代表人物有我國藏學家王堯、陳踐等學者。他們通過敦煌西域藏文文獻的編目、整理和釋讀，使得許多沉睡千年的古文獻得以重見天日。

近年來，與國外古藏文研究相比，我國古藏文研究在某些方面占據(jù)了優(yōu)勢。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國內(nèi)對古藏文文獻的整理已形成較為全面的體系，為古藏文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原始文獻資料；其次，近年來，我國對包括“古藏文文獻”在內(nèi)的冷門絕學學科扶持力度加大，關注度比較高，促進了古典學、敦煌學和古文字學等學術共同體的形成；再次，在21世紀前20年里，各種民族史研究的科研和人才培養(yǎng)單位相繼成立，培養(yǎng)了一大批古藏文研究的專門學者，并產(chǎn)出了大量的學術成果。

但是，國外的古藏文研究已有超過100年的歷史，起步較早，基礎研究扎實，特別是近年來的學術論文，研究視角獨到，方法新穎，影響深遠。另外，國外在古藏文基礎資料的數(shù)字化和應用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從圖像到文字檢索以及主題聯(lián)想檢索，為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而國內(nèi)在這方面還有待加強。因此，國內(nèi)與國外古藏文研究相比，各有優(yōu)勢。

《中國社會科學報》：受語言障礙、歷史文獻分散以及地域文化差異等因素的影響，藏文研究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的一塊“硬骨頭”。您覺得，古藏文研究“難”在哪里？該如何突破？

吉毛措：古藏文文獻主要涵蓋吐蕃時期遺留的碑刻鐘銘、木簡以及敦煌藏文寫卷等三大類別。研究古藏文時，我們需認識到它與現(xiàn)代藏語之間存在差異。研究者并非只要略懂藏文或涉足藏學研究，便能勝任古藏文研究。實際上，藏學界對古藏文有著嚴格的鑒別方法和標準，這些標準基于文字的古老性和歷史年代。正如我國古藏文學者陳踐所指出的，“在研究古藏文時，切勿將‘古詞’完全等同于現(xiàn)代藏文的‘正字’進行解讀，而應自覺運用安多方言和民俗資料”。因此，進行古藏文研究，不僅需要有深厚的學科知識和扎實的藏文功底，還需要耐得住寂寞，才能深入并扎實地推進研究工作。

上述三大類古藏文年代久遠，大多數(shù)手稿遭受嚴重損壞，加上藏文書寫缺乏統(tǒng)一標準，使文字辨識變得復雜，進而引發(fā)了眾多學術難題。此外，古藏文文獻中的詞匯和句法與后期文獻存在顯著差異，尤其在社會文獻中，許多術語在后期文獻中難以找到對應項。因此，學者們通常只能依據(jù)古藏文文獻的語境和使用背景進行推測和考證。但由于個人知識結構的差異，學者們對古藏文中的疑難術語往往持有不同見解，難以達成共識，更難以深入探究其含義。

《中國社會科學報》：雖然古藏文研究存在諸多困難，但是我院對其研究高度重視。請您談談，當前我院古藏文研究的現(xiàn)狀如何，都有哪些人在做古藏文方面的研究，院里對古藏文研究有何扶持政策。

東主才讓：古藏文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最高殿堂，我院歷來非常重視冷門絕學學科發(fā)展和傳承，曾涌現(xiàn)出王森、牙含章、鄧銳齡、柳升祺、王靜如、安世興等諸多從事西藏研究的學界前輩，為藏學研究和學科發(fā)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院里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中有不少涉及古藏文研究，例如《吐蕃歷史編年》及《贊普傳記》的漢文譯本在20世紀50年代由我院學者王靜如譯出，由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西藏歷史調(diào)查組打印內(nèi)部發(fā)送，這是國內(nèi)最早的漢譯本。此外，我院學者安世興為語言學和古藏文學專家，在民族所幾十年的工作中專門從事藏語語言學和古藏文研究，取得很多成就，研究成果有《古藏文詞典》《藏文縮寫字典》《評介古藏文詞書丁香帳》《古藏文音變幾例》等。

吉毛措：當前，我院有我和東主才讓老師在做古藏文研究。東主才讓老師曾參與編纂《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敦煌遺書》（圖版）、《北京圖書館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整理與編目工作。這些工作涉及大量文獻的定名、定性以及編目，任務艱巨且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此外，東主才讓老師還參與和主持我院創(chuàng)新工程重大項目特殊學科（絕學）“古藏文”項目等多項社科項目，目前已完成編輯整理63函／冊全套《大寶伏藏》文集、編纂《藏漢對照大寶伏藏目錄及題跋》以及編輯完成古藏文伏藏文獻數(shù)據(jù)庫資料等工作，為古藏文文獻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

對于古藏文研究的扶持政策，我院不僅有“特殊學科（絕學）項目”“登峰學科建設資助項目”“冷門絕學學科”等學術工程項目，還專門設立了創(chuàng)新工程重大項目“古藏文文獻整理研究”。這些政策為古藏文研究的進一步發(fā)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zhì)保障。

繼往開來書寫古藏文研究新篇章

《中國社會科學報》：根據(jù)社科院人才培養(yǎng)工作計劃要求，2019年，您博士后剛出站就被引進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藏學與西藏發(fā)展研究室工作。近五年來，您在古藏文研究方面有何新進展？

吉毛措：2019年，我入職社科院后在藏學與西藏研究室從事基礎研究工作。在工作中，我不僅參與了社科院創(chuàng)新工程重大項目“古藏文文獻整理研究”項目，先后出版了《噶塘蚌巴奇苯教古文獻研究》《嘉絨金川勒烏摩崖石刻》，其中《噶塘蚌巴奇苯教古文獻研究》是目前唯一一部關于21世紀初在西藏境內(nèi)出土的古藏文文獻的專題研究成果；還參與了導師的課題，搜集、整理和校注了《古藏文手抄珍本文獻》（10冊）。此外，我還承擔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個人專項一項，即翻譯和研究西藏境內(nèi)出土噶塘蚌巴奇苯教古文獻。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古藏文研究的前輩學者，您認為未來古藏文的研究方向和重點應該放在哪里？您對古藏文文獻研究有什么建議？

東主才讓：“伏藏”文獻是未來古藏文的研究重點。“伏藏”文獻是吐蕃時期蓮花生大師和藏族先輩寫好后埋藏起來的，后因發(fā)現(xiàn)其多被埋藏在地下與其他隱蔽處，故稱“伏藏”，發(fā)掘者被稱為掘藏師、伏藏師。古藏文伏藏文獻《五大藏》《大寶伏藏》等系列文集是史無前例的集西藏佛教和傳統(tǒng)文化于一體的著作，對整個藏族歷史、文化、藏傳佛教的發(fā)展具有重要作用。

古藏文伏藏文獻存量很大，大量文獻尚未搜集整理，國內(nèi)外也尚未對其展開全面研究。伏藏作為藏族歷史文化中的一種特殊文獻，急需學者研究了解，也應該是古藏文文獻今后研究的方向。

對古藏文文獻研究的建議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要繼續(xù)加強對古藏文文獻研究的資金保障；另一方面，要加強對古藏文古籍的保護工作。盡管我們對古藏文文獻研究出臺了很多扶持政策，但仍有待完善。例如，目前，我做的《大寶伏藏文集》的整理與研究約1300萬字，已全部完成編輯、?？焙途幾肽夸涱}跋工作，卻仍面臨出版經(jīng)費不足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目前，我院在職人員除了您并無其他人在研究古藏文。您認為，未來，您要如何做才能傳承先輩精神，讓古藏文研究綻放出新光芒？

吉毛措：目前，我是唯一在職且專門從事古藏文文獻研究的科研人員。顯然，古藏文的研究對社科院來說已經(jīng)成為“冷門”。我認為，新時代做好古藏文研究工作，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要緊扣時代脈搏，牢牢把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條主線，不斷開拓創(chuàng)新、銳意進取?；诖耍磥砦覍娜齻€方面開展自己的工作：第一，進一步拓展自己的研究領域和學術視角，以多角度和多學科交叉的方式，力爭出一些古藏文研究方面的學術精品。第二，培養(yǎng)學生，壯大古藏文研究團隊。第三，搭建古藏文文獻研究中心，通過這個平臺深挖古藏文文獻中符合時代要求和工作主線的相關內(nèi)容，努力使得“絕學不絕”“冷門不冷”，讓“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5年1月7日第3版，記者：孫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