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文獻研究（漢文部分）

五、藏文文獻研究

敦煌吐蕃時期的文獻研究，對古代藏語言文字研究很重要。對于古藏文字形、書寫特點及部分文獻的解讀是 2016年敦煌文獻研究的主要特點。相關的研究成果有：高定國的《敦煌文獻中藏文字形及書寫特點的研究》（《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期），陸離的《敦煌藏文 P.T.1185號〈軍需調撥文書〉及相關問題研究》（《西藏研究》第 2期），楊銘、楊公衛(wèi)的《武內紹人與〈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約文書〉》（《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3期），改瑪本的《吐蕃時期古印度因明文獻初析——以敦煌藏文殘卷 P.T.0123為例》（《西藏研究》第 3期），陳踐的《敦煌古藏文 ???????與 ??????疏譯》（《民族翻譯》第 2期），吉加本、更藏卓瑪?shù)摹稄膫惱韺W角度淺析敦煌古藏文寫卷〈兄弟教誨錄〉的倫理價值》（《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 3期），王東的《敦煌古藏文文獻 P.T.113號〈大論致沙州安撫論告牒〉小議》（《文獻》第 3期），楊銘的《英藏敦煌西域古藏文非佛教文獻的刊布與研究》（《西域研究》第 3期），阿旺嘉措、張霞霞的《P.T.1038漢譯及其專有名詞“蔡”、“覺”考釋》（《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3期）等。

高定國的《敦煌文獻中藏文字形及書寫特點的研究》一文，以《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影印版中的藏文字形為研究對象，將敦煌藏文字形的書寫特點、筆畫特點、結構特點與現(xiàn)代藏文字的書寫、文法進行比較，指出敦煌藏文文獻中字符的書寫、文法等與現(xiàn)代藏文字符的書寫、文法等的高度一致性，說明藏文在發(fā)展、使用過程中不斷統(tǒng)一、規(guī)范的發(fā)展路徑。陸離的《敦煌藏文 P.T.1185號〈軍需調撥文書〉及相關問題研究》一文，認為 P.T.1185號《軍需調撥文書》時間在 9世紀前期吐蕃占領河隴地區(qū)之時，文書出現(xiàn)的論悉達古（??????????）應為吐蕃東道節(jié)度使衙署中的官員或安撫論（?????????德論）。吐蕃統(tǒng)治下河隴、吐谷渾王國地區(qū)軍用物資的征集和作戰(zhàn)陣亡者的撫恤費用發(fā)放都由東道節(jié)度使衙署官員和安撫論德論（?????????）等共同負責。吐蕃統(tǒng)治下吐谷渾王國的軍政事務除了由吐谷渾小王（????????????）管理外，同樣受到吐蕃東道節(jié)度使、安撫論（?????????）等的直接管理，吐蕃統(tǒng)治下河隴等地的黨項部族則多被編入吐蕃、孫波、通頰部落。楊銘、楊公衛(wèi)的《武內紹人與〈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約文書〉》一文介紹了日本學者武內紹人所著《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約文書》（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 Daizo Shuppan, Tokyo,1995）的主要內容和學術意義，并對中譯本的出版情況進行了介紹。改瑪本的

《吐蕃時期古印度因明文獻初析——以敦煌藏文殘卷 P.T.0123為例》一文對《法藏敦煌藏文文獻》中發(fā)現(xiàn)的敦煌藏文殘卷 P.T.0123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 P.T.0123號寫卷應由法稱的《正理滴論》和《成他相續(xù)論》、律天所著《正理滴論疏》和《成他相續(xù)論疏》四部殘卷組成；對 P.T.0123號寫卷與四部不同版本的《丹珠爾》中相關論典版本進行比較后，認為《成他相續(xù)論》由印度堪布扎拿牟扎和大譯師完德葉西等翻譯審定，《正理滴論疏》由印度堪布釋達斯哈和大譯師比丘巴澤翻譯審定；《成他相續(xù)論疏》由大譯師巴澤熱切達翻譯審定；敦煌本《正理滴論》產生年代晚于 1312年，是納塘版或者是后期單行本的?？卑?。陳踐的《敦煌古藏文 ???????與 ??????疏譯》一文對《P.T.1071號狩獵傷人賠償律》中的“???????”（奴戶）和“??????”（告發(fā)人）二詞的深層內涵作了較詳細闡述；并與新發(fā)現(xiàn)之《吐蕃文書殘卷》（下）中關于懲罰相關段落進行對比，分析二者譯文不同之處，供讀者參考。吉加本、更藏卓瑪?shù)摹稄膫惱韺W角度淺析敦煌古藏文寫卷〈兄弟教誨錄〉的倫理價值》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倫理學原理，對吐蕃時期人們的倫理道德觀進行了淺析。王東的《敦煌古藏文文獻 P.T.113號〈大論致沙州安撫論告牒〉小議》一文，認為敦煌古藏文文獻 P.T.113號《大論致沙州安撫論告牒》與吐蕃王朝對宗教人士授予告身的規(guī)定密切相關，有助于學界深化對吐蕃告身制度特別是授予對象的理解以及了解整個王朝時期對僧侶所授告身的階段性變化，并最終取消對宗教人士授予告身的歷史發(fā)展過程。楊銘的《英藏敦煌西域古藏文非佛教文獻的刊布與研究》一文系統(tǒng)梳理了英國國家圖書館斯坦因藏品中的敦煌西域古藏文非佛教文獻的刊布與研究情況，討論了這些寫本的編號、數(shù)量、主要內容，以及國內外學術界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阿旺嘉措、張霞霞的《P.T.1038漢譯及其專有名詞“蔡”、“覺”考釋》一文對法藏敦煌藏文文獻 P.T.1038記載的聶赤贊普世系中出現(xiàn)苯教著名的古辛“蔡”“覺”進行了分析。文章在著錄藏文原文，進行漢譯的基礎上，結合相關歷史文獻，探討了苯教古辛的來歷、地位、影響，并對吐蕃贊普時期出現(xiàn)的苯波——“蔡”和“覺”的情況進行了初步研究。此外，桑吉東知的《敦煌藏文文獻研究綜述——以藏文論文為中心（1982—2014）》（《中國藏學》第 3期）一文，以1982年以來 30余年中，用藏文發(fā)表的有關敦煌藏文文獻研究的論文為對象，對所涉及的相關領域進行分類梳理，作了簡要的評述。

關于其他文獻的研究主要有：趙艾東的《19世紀下半葉康藏天主教士的天花接種與藏文編纂》（《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 1期）一文，認為 19世紀下半葉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天主教士出于宣教目的及對康藏自然與社會環(huán)境的適應，在康藏地區(qū)開展了天花人痘接種并邊學藏語邊編撰了《藏文—拉丁文—法文詞典》、藏文圣歌譜本等書籍。前者是對康藏地區(qū)衛(wèi)生防疫的最早貢獻，后者在客觀上促進了康藏地區(qū)的文化互動。這就為我們研究近代康藏史與康藏地區(qū)的文化互動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視角。陳繼宏的《勞費爾中亞古代語言文字研究淺介——以吐火羅語、藏語、西夏語為例》（《江西科技師范大學學報》第 2期）一文，認為美國語言學家伯托爾德·勞費爾對中亞古代語言文字的研究以其對吐火羅語、藏文、西夏文發(fā)表的三種成果為代表，內容涉及吐火羅語中的漢語外來詞ri、漢語中的吐火羅語外來詞“阿魏”、藏文書寫形成時間與藏文語源、西夏文音韻學與句法結構等豐富內容，由此可窺其在語言學研究上重細節(jié)與實證、與歷史學相結合、跨學科、立足科學的研究方法等特點。

趙天英的《甘肅新見瓜州縣博物館藏西夏藏文藥方考》（《中國藏學》第 2期）一文，對甘肅省瓜州縣博物館藏的三件西夏藏文醫(yī)藥文獻，從出土地點、同時出土的文物以及文字特點等方面考證，認為屬于西夏時期。所記瀉藥藥方、涼藥藥方、創(chuàng)傷藥藥方、治眼方，具有藏醫(yī)藥特色，用藥多為西夏常見藥物，反映出西夏時期河西地區(qū)的一些常見疾病，說明西夏醫(yī)藥學除了吸收宋、金的先進經驗外，還向吐蕃學習，構成了西夏多樣化的醫(yī)藥學特色。先巴的《藏文古籍版本研究——以藏文古籍印本為中心》（《西藏研究》第 3期）一文，對藏文古籍版本進行了介紹，古籍版本是指古籍在生產、遞藏過中形成的不同印本之間的異本特點。雕版印刷技術在藏文書籍制造中使用后，以長條式，梵夾裝為主，同時流行了經折裝、蝴蝶裝、線裝書等。版式行款也從無版框起，插圖、邊欄、界線、明目等形式日趨統(tǒng)一，版面標準化，時代的變遷和區(qū)域的特點非常鮮明。烏金字體書寫的標準化也為藏文古籍印本的發(fā)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烏金蘇通、薩欽、薩瓊相繼在藏文雕版時受青睞，字體固定、?？贝旨殻瑥亩纬闪霜毦咛厣牟匚墓偶姹拘问?。阿貴的《新發(fā)現(xiàn)藏文史籍〈王統(tǒng)日月寶串〉有關吐蕃小邦史料》（《青藏高原論壇》第 3期）一文，在梳理有關吐蕃小邦史藏文史料的基礎上，對《王統(tǒng)日月寶串》所載吐蕃小邦史料作了簡要分析。尕旦東主的《吐蕃時期藏文〈大藏經〉三大目錄探討》（《青藏高原論壇》第 3期）一文在《藏文大藏經目錄》等相關文獻和當代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吐蕃時期《丹格爾目錄》《旁塘目錄》《欽普目錄》等藏文《大藏經》三大目錄的成書年代、編撰者、版本、所載內容等方面進行了探討。萬瑪才讓的《藏文史籍〈娘氏教法源流〉之結構內容與史料價值探析》（《西藏研究》第 4期）一文，認為《娘氏教法源流》是一部 12世紀藏傳佛教后弘期較早出現(xiàn)的私家撰述的署名歷史著作，內容涉及印度佛教、釋迦王統(tǒng)史、吐蕃及分裂時期贊普世系和佛教歷史，而全書敘述的重點在吐蕃及分裂時期的佛教史，對于研究吐蕃及分裂時期佛教發(fā)展史有著頗高的學術價值。曾麗容的《藏文文獻中“???”（苯）與“????”（辛）二詞考辨》（《中國藏學》第 3期）一文，梳理和對比敦煌藏文文獻與苯教典籍中的“???”和“????”的不同含義，通過其詞匯意義的歷史變遷，結合苯教典籍、教義教理和僧伽組織及寺院的形成時間，證明吐蕃時期的“苯”還只是西藏本土的巫術儀式之一，并非苯教；作為一種系統(tǒng)化的宗教，苯教應是在吐蕃王朝結束之后才正式形成。陳踐的《若干典型古藏文語詞疏譯之二》（《中國藏學》第 3期）一文，解讀過去發(fā)表的吐蕃文獻中之古詞語內涵，這些典型語詞《藏漢大辭典》中未被收入，即使辭典收入此語詞，也不是吐蕃文獻中之古詞，二者只是同形字而已，《藏漢大辭典》中為“主義”，但在吐蕃文獻中作“為首者”解。張屹、周潤年的《藏文史籍〈賢者喜宴·噶瑪崗倉史〉的內容及其史學價值》（《民族研究》第 1期）一文，指出《噶瑪崗倉史》為《賢者喜宴》之一部，是《吐蕃史》的姊妹篇。書中所記述，涉及元、明時期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系史，多位噶瑪巴與中央的互動交往過程，以及藏、蒙古、漢、黨項等民族的關系史，噶舉教法史，西藏活佛轉世制度的形成過程等內容，在研究西藏歷史、藏族宗教史、藏族文化發(fā)展、古代西藏經濟等方面均具有獨特的史學價值。楊琳、趙國忠、李毛吉的《藏文〈大藏經〉研究考述》（《科技視界》第 1期）一文總結藏文《大藏經》的研究成果，對藏文《大藏經》的版本體系、分類和編目，以及學術價值等進行了分析和評述。薩其仁貴的《論〈云使〉藏文譯本對蒙古文轉譯本的影響》（《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在《云使》的梵文、藏文、蒙古文三種文本逐字逐句比較的基礎上，解析蒙古文譯本所受藏文譯本的具體影響，并在梵文、藏文本的對照中找出造成這些影響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