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東明：明代格魯派高僧推動藏傳佛教中國化個案研究——以宗喀巴、釋迦也失為例

【內(nèi)容摘要】明代是我國藏傳佛教中國化的重要發(fā)展時期。明初，宗喀巴嚴明戒律，整頓藏傳佛教界修行弊端，創(chuàng)立格魯派教義體系，建立寺院教育和管理制度，完成了藏傳佛教本土化的歷程。之后，宗喀巴弟子釋迦也失兩次入京朝貢，建立了格魯派與明朝中央政府密切的朝貢關系。同時，他在內(nèi)地傳法十年，促進了藏漢佛教的交流交融，增強了漢、藏、蒙等多民族間的團結。他們?yōu)槊鞔貍鞣鸾讨袊某掷m(xù)發(fā)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關鍵詞】藏傳佛教；中國化；格魯派；宗喀巴；釋迦也失

【作者簡介】徐東明，男，1971年生，陜西武功人，現(xiàn)為西藏民族大學圖書館研究館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西藏宗教與社會發(fā)展、藏傳佛教中國化。

【文章來源】《西藏民族大學學報》2023年第6期。本文系西藏自治區(qū)黨委重大委托項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西藏實踐研究”子項目“藏傳佛教中國化歷程與實踐研究”（項目號：WT-ZD20210104）；西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研究室重大委托課題“開展抓牢‘八對抓手’專題研究”子課題“夯實民族團結進步和藏傳佛教中國化雙基礎研究”（項目號：WT-ZD20230101）的階段性成果。原文編發(fā)時略有刪節(jié)調整，注釋從略。

正文

明代，格魯派的崛起和發(fā)展是藏傳佛教發(fā)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別是以宗喀巴、釋迦也失為代表的格魯派高僧，在改革藏傳佛教發(fā)展弊端，完成藏傳佛教本土化，建立格魯派與明朝中央政府的直接聯(lián)系和朝貢關系，將藏傳佛教傳播到內(nèi)地，為促進藏漢蒙等多民族經(jīng)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推動藏傳佛教中國化，維護邊疆社會穩(wěn)定，推進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fā)展繁榮作出了積極貢獻。本文以宗喀巴、釋迦也失的主要事跡為例，對其推動藏傳佛教中國化的貢獻闡述如下。

一、宗喀巴采取宗教改革措施，創(chuàng)建格魯派，推進了藏傳佛教中國化的進程

元末明初，是我國藏傳佛教發(fā)展的關鍵時期。宗喀巴（1357—1419）針對元末明初藏傳佛教發(fā)展出現(xiàn)的僧人不守戒律、亂解經(jīng)文，不學顯教、亂修密法的衰敗弊端，通過重新詮釋佛教義理，構建格魯派教義教法體系，規(guī)范僧眾修學體系和次第，建立寺院教育制度和管理制度，建立了藏傳佛教正見、正信、正行的宗風。格魯派的建立，扭轉了西藏佛教的頹廢風氣，完成了藏傳佛教的本土化歷程。宗喀巴的佛學思想和格魯派的寺院管理制度也被藏傳佛教其他各大宗派所接受，使藏傳佛教走上了健康發(fā)展的軌道，為推進明代藏傳佛教中國化作出了巨大貢獻。

（一）拜師學法，建立自派理論體系

宗喀巴于1357年誕生在青海宗喀地方。7歲時，他正式出家，在夏瓊寺噶當派高僧頓珠仁欽處受沙彌戒。之后，他跟隨頓珠仁欽學習了9年，掌握了藏文基礎知識和顯密教理論。洪武六年（1373），宗喀巴16歲時，赴衛(wèi)藏求法。17歲時，到達衛(wèi)藏后，他參拜西藏佛教各派名師數(shù)十位，廣學博聞，經(jīng)過刻苦鉆研，對佛教因明、般若、中觀、俱舍、律學等經(jīng)論無不精通。19歲時，宗喀巴在桑浦寺、第瓦巾寺就《現(xiàn)觀莊嚴論》立宗答辯，獲得廣泛聲譽。在1376年后的幾年中，宗喀巴跟隨仁達瓦·循努洛追（1349—1412）系統(tǒng)學習《阿毗達摩集論》《釋量論》《入中論》和律藏等經(jīng)論傳承。25歲時，宗喀巴已系統(tǒng)學習了大乘佛教中觀、唯識重要的經(jīng)論，并于1380年、1381年，在衛(wèi)藏多個大寺院依《釋量論》《集論》《俱舍論》和《律經(jīng)本論》四論立宗答辯，獲得普遍贊譽。后來，宗喀巴又受到中觀師鄔瑪巴的教導，使他對龍樹中觀思想獲得了徹底證悟，厘清了中觀應成派與自續(xù)派的差異，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判教觀和佛學理論體系。

1385年，宗喀巴在雅隆南杰寺從楚臣仁欽受比丘戒，開始講經(jīng)授徒，鉆研密法。此后幾年，宗喀巴除了繼續(xù)對顯教經(jīng)論深造外，還系統(tǒng)學習了密宗經(jīng)典及其注疏，主要學習了無上瑜伽部的《集密》《勝樂》《時輪》等教法以及事部、行部、瑜伽部的密教典籍。同時，宗喀巴參訪藏傳佛教各派高僧，修學了薩迦派道果法，噶舉派大手印法、那若六法，噶當派的道次第法。特別是對阿底峽的《菩提道燈論》、俄·洛丹喜饒的《圣教次第》、卓垅巴的《正教次第》等噶當派典籍進行了系統(tǒng)學習，形成了他顯密一如、先顯后密、次第修行的思想。1402年、1406年，宗喀巴先后寫成了《菩提道次第廣論》和《密宗道次第廣論》。這兩部論著的寫成，標志著他佛學理論體系的形成。從1400年到1419年的近20年中，宗喀巴針對西藏佛教界修行混亂、僧眾墮落的現(xiàn)狀，撰寫了140多部佛教著作，從佛教理論層面正本清源，構建起了格魯派清凈的教義教法體系，為其宗教改革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礎，提供了指導思想。

（二）講經(jīng)傳法，建立佛教修行清凈宗規(guī)

1388—1389年，宗喀巴往返前后藏各地，開始為當?shù)匾恍┧略荷娭v經(jīng)說法。1392年，宗喀巴帶領八位弟子到沃咯曲隆寺，進行了長凈和經(jīng)懺活動。1393年，宗喀巴率領徒眾重修了精其寺。當時，藏傳佛教經(jīng)過后弘期幾百年的發(fā)展，雖然教派林立，但在佛教界呈現(xiàn)出頹廢、衰敗的局面：一是各教派卷入政治權力爭斗，對佛教教義思想修學不夠；二是各派對佛教教義的解釋五花八門，異教邪說盛行；三是在佛法修行方面，普遍存在輕視顯教、亂修密教，甚至修行邪法的現(xiàn)象；四是僧眾修習佛法不講次第，不守戒律、不學顯教，亂修密法，貽害很大。宗喀巴針對上述弊端，一方面從佛教理論淵源方面，通過詮釋經(jīng)典、破斥邪說，構建自派教義教法體系，確立正見、正行信仰；另一方面從整飭佛教戒律入手，建立佛教信眾修行的行為規(guī)范和日常操守。他通過嚴明戒律、確定先顯后密的修行次第，建立了僧眾修行的清凈宗規(guī)。早在1388年，宗喀巴就改戴黃色班智達僧帽，表明他要繼承迦濕彌羅班智達釋迦室利所傳承的戒律，建立修行實踐的清凈宗規(guī)。1397年、1399年、1400年，宗喀巴在聶崗窮和布達拉宮等地多次向僧俗信眾宣講小乘和大乘戒律，強調依戒修行佛法的重要性。1401年，宗喀巴與仁達瓦、嘉卻貝桑波等人斟酌戒文，重新修訂了藏傳佛教僧人切實可行的寺規(guī)戒條。1402年，宗喀巴撰寫了《菩薩戒品釋》《事師五十頌釋》《密教十四根本戒釋》等著作，對所制定的戒條作了詳盡說明，以便于僧眾的實踐和修持。宗喀巴對佛教戒律的整飭，為藏傳佛教建立起了清凈宗規(guī)和切實可行的戒條，對于純凈佛法，凈化宗風，革除修行混亂的弊端產(chǎn)生了決定性作用，是其宗教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

（三）舉辦法會，建立寺院教育和管理制度

舉辦法會，宣傳自派的教義主張，樹立自身的崇高威望，是宗喀巴采取宗教改革措施的重要內(nèi)容。1394年在甲索甫、1400年在精其寺、1404年在熱振寺，宗喀巴曾多次舉辦法會，大力宣傳自己的佛教思想和嚴明戒律的修行主張。1409年，宗喀巴在帕竹政權首領扎巴堅贊（1374—1432）的支持下，在拉薩大昭寺舉辦了大祈愿法會。這次法會不分地域和教派，各地僧人均可參加，故人數(shù)有一萬多。法會聲勢浩大，影響深遠，并傳承至今，由此確立了宗喀巴在西藏佛教界的領袖地位。法會之后，宗喀巴在帕竹政權屬下貴族仁欽貝父子的資助下，在拉薩東郊修建了甘丹寺。1410年甘丹寺建成，標志著格魯派正式形成，該寺成為格魯派的祖寺。此后幾年，宗喀巴繼續(xù)著書立說，收徒傳法，推行他的佛教思想和改革主張。1416年宗喀巴弟子扎西貝丹（1379—1449）在拉薩西郊建立哲蚌寺。1418年，宗喀巴弟子、大慈法王釋迦也失在拉薩北郊建成色拉寺。至此，格魯派拉薩三大寺建成，奠定了格魯派發(fā)展壯大的穩(wěn)固基礎。寺院建立后，宗喀巴調整和改革了寺院的組織制度和管理制度，進一步完善和規(guī)范了僧人的學經(jīng)制度、學階制度和修行制度，為祛除西藏佛教界修行混亂、亂修秘法、腐化墮落的弊端提供了制度保障，推動了藏傳佛教寺院教育本土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四）善對召請，建立格魯派與明朝中央政府的直接聯(lián)系

宗喀巴創(chuàng)宗立派的時期，正是明朝對藏傳佛教各派首領“多封眾建”的時期。明朝政府雖然對各派首領實行多封眾建，但是對各派的狀況有所掌握，對其的敕封還是有所側重。如明廷將大寶法王的封號封賜給了噶瑪噶舉派黑帽系活佛卻貝桑波，是因為噶瑪噶舉派在當時具有重要影響力，是一大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將大乘法王的封號賜予薩迦派，則是承認薩迦派在后藏的存留勢力和其宗教上的影響力。同時，明廷也非常重視在西藏崛起的格魯派，特別是宗喀巴大師的美好聲譽傳遍雪域，必然吸引明成祖（1360—1424）永樂皇帝朱棣的關注。

藏文史書《宗喀巴傳·福樂之源》記載，早在明永樂六年（1408），明成祖就派遣王哲保等4位官員率領400人的使團來邀請宗喀巴入朝。當時，宗喀巴在色拉曲頂靜修，他預知使臣即將前來，便避往深山。這使使者十分為難，于是他們便請闡化王扎巴堅贊（1374—1432）和牛兒宗本喃葛藏卜（乃烏巴·南喀桑布）代為說情，宗喀巴才始同意會見使者。雙方會見后，使臣奉上禮品，迎請宗喀巴前往明廷，但宗喀巴不為所動，說去內(nèi)地有許多障礙，諸如路途遙遠，身體難以勝任等，又說即使能去，于佛法和眾生亦無大的利益。最后，宗喀巴寫了一封致明成祖的書信，連同幾件禮物交給使臣。于是，使者們就當天返回了。宗喀巴在信中說：

“唵！祈愿吉祥安樂！依偉大福德之力，如法撫治四海之內(nèi)的大地之人主(皇帝)駕前，住于西方雪山境域之衛(wèi)地的釋迦之比丘羅桑扎巴敬啟。

大法王之福德，猶如須彌之高??！諸臣民之安樂，有如天界之美滿。政令之威嚴，為諸小邦所頂戴。至于此時，為了增長三寶之威力，派遣金字使者們來此處，賜給詔書及碎花云紋紅色、青色、綠色緞三匹，彩緞七匹，大緞架裝、帽、上衣、長坎肩，水晶念珠，金剛杵及鈴兩幅，瓷碗一對，佛像罩衣兩件，手巾三副，圍裙、曼陀羅飾品三件，腰帶，碰鈴兩副，靴襪等，茶葉五十斤，檀香木一段等物，我已收到，衷心感激。

大皇帝之旨意，盼我前來你處一遭，其中緣由，金字使者及王(指闡化王扎巴堅贊——譯者注)已認真?zhèn)鬟_，我皆領會于心中。余非不知此是大地之主宰為佛法著想之諭旨，亦非不遵不敬陛下之詔書，但我每與人相遇，便發(fā)生重病，故不能遵照圣旨而行，惟祈陛下如虛空廣大之胸懷，不致不悅，實為幸甚！陛下如往昔出世之諸大法王執(zhí)掌利益今世之法規(guī)及利樂后世之教規(guī)，余等多次聞得當今之世大皇帝心愿清凈，以奇異之功業(yè)使天界世間皆歡喜稱贊，即于此方多數(shù)僧侶中之勝者，以清凈之念，常為大皇帝祈禱圣壽無疆，皇圖永固！此情伏希鑒察。至于大地之主宰之事業(yè)如何護持，此為大法王你所自知，非是我等者所能詳言。

恭呈御覽之書，隨奉禮品：由李域迎請之觀世音菩薩像一尊，釋迦牟尼金像一尊，文殊室利如來金像一尊，如來佛增生舍利三顆，普通舍利一顆，又如來舍利一顆，從對印藏兩地佛教弘傳具大恩德之印度大成就者覺臥欽波(阿底峽尊者)遺骨上所生舍利一顆。

鼠年六月十九日于衛(wèi)地方所上書信

從上述宗喀巴給明成祖的書信可知，當時（1408）宗喀巴一方面考慮到自己要為（1409）即將舉辦的拉薩大祈愿法會做籌備，當時格魯派還未建立，教務繁重，自己不便離開；另一方面宗喀巴的確也有身體不適方面的原因。所以，宗喀巴婉拒明成祖的召請，在信中只是表明由于自己身體原因不能前去中原，同時表示要率眾勝僧為皇帝祈禱圣壽無疆，皇圖永固。這反映了宗喀巴清醒的現(xiàn)實意識，一方面他要建宗立派，樹立自己在西藏宗教界的領袖地位，另一方面，他也非常重視建立與明朝中央政府的密切聯(lián)系，故寫信表明自己服從中央、并輔助中央統(tǒng)治的心意。

明永樂十一年（1413）二月十一日，明成祖又遣使召請宗喀巴入京，其頒發(fā)給宗喀巴的詔書見于《至尊宗喀巴大師傳》，其譯文如下：

大明皇帝圣旨

上師羅桑扎巴

鑒于你證道的功德極為高深、清凈宏大，依止慈悲之心，利益一切有情眾生，引導彼等入大乘之道。因此之故，朕思念你的清凈功德，為時已久。今派遣以太監(jiān)侯顯為首之使者，以政教二規(guī)前來迎請于你。望你為佛教弘傳著想，前來中原，以完成朕之心愿。此詔。

隨賜禮品：金剛鈴杵、鎏金禪杖一柄；碰鈴全套；象牙珠一串；檀香木一段；嵌紅玉細竹絲帽一頂；十彩法衣全套；大紅無花半月形大氅一件；肉色內(nèi)衣一件；紅色素絞一匹；藍色水紋大寶花卉圖案緞子一匹；繡金團紋緞三匹；大紅如意繡花緞一匹；松綠色四季花卉緞一匹；大緞七匹；淡花藍色緞一匹；繡花團紋緞一匹；深綠素緞一匹；紗燈紅綾綢一匹；茶葉五十斤；白瓷無花茶壺兩把；白瓷碗七個；黑色靴子一雙；素藍綢作面的白色羊毛襪一雙；彩絞七匹等。

永樂十一年二月十一日

上面所引這份詔書，是明成祖召請宗喀巴入朝的第二份。由詔書內(nèi)容可知，明成祖鑒于宗喀巴證道功德高深，依慈悲心，利益眾生，思念他為時已久，故派出了以侯顯（約1365—1438）為首的使團。這說明永樂皇帝對西藏佛教新興的格魯派及其祖師宗喀巴非常重視，欲迎請他到中原弘法，利益眾生。據(jù)學者研究，明成祖邀請宗喀巴入京，另有其崇信藏傳佛教密宗，欲為其傳授密法的愿望。

梳理藏漢文史料的記載可知，當時，侯顯率領的500人使團負責明朝廷“多封眾建”藏地多個政教首領的任務，迎請宗喀巴只是其任務之一。使團于永樂十一年（1413）初從北京出發(fā)，后到達烏斯藏。當侯顯攜帶明成祖的詔書前去邀請宗喀巴時，又被宗喀巴委婉拒絕。于是侯顯在迎請受阻時，請必力工瓦（止貢）法王叔侄說服宗喀巴。在必力工瓦法王叔侄的幫助下，侯顯等人向宗喀巴傳達了皇帝的詔書，但宗喀巴依然婉拒了明朝廷的再次邀請。在此情況下，侯顯決定將此事上奏明成祖，使團則在烏斯藏滯留待命。明成祖在知道此事后，再次下詔，言若宗喀巴本人不能前來，就要派出一名與大師無異的弟子代為入朝。宗喀巴遂派釋迦也失代為入朝。這樣，侯顯使團在藏滯留約半年之后，于永樂十一年（1413）六月從江孜出發(fā)前往京城。宗喀巴再次婉拒入朝的原因，除了致力于格魯派事業(yè)的發(fā)展以外，他自己的身體狀況亦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從宗喀巴傳記中可知，宗喀巴曾多次因病中止講經(jīng)傳法，而明廷第二次遣使邀請正是他長期患病初愈之時。他自知不堪長途跋涉，故在婉言拒絕后，對派遣釋迦也失赴京一事格外重視。在釋迦也失啟程之前，宗喀巴就如何在中原行事對他做了仔細的囑托，并誠心祈禱多聞天王對釋迦也失予以護持。從這里可以看出，宗喀巴兩次婉拒明成祖邀請入京，主要是出于格魯派正值草創(chuàng)時期，作為宗派祖師的他有許多重大教務需要處理，一方面要針對當時西藏佛教界修行混亂的弊端，正本清源，為建立正見、正信、正行的教義教法體系要著書立說；另一方面，他還要創(chuàng)辦大祈愿法會，建寺授徒，推行他的宗教改革主張；此外，還要建立格魯派寺院組織、管理制度和僧眾修學制度，等等，這一系列重大教務的完成非他莫屬。故宗喀巴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雖然婉拒大明皇帝的邀請，但他絲毫也不敢怠慢建立與明朝中央政權的密切關系。故應明成祖的請求，他派出了年長自己3歲的得力大弟子——釋迦也失入京。釋迦也失最終不負眾望，出色完成了入朝覲見皇帝、并到內(nèi)地傳法的使命。

總之，宗喀巴作為一代佛學宗師和宗教改革家，他能從革除元末明初西藏佛教衰敗弊端的大局著眼，遍訪名師，修學經(jīng)論，創(chuàng)宗立派，建寺授徒，順利完成了整頓西藏佛教界修行混亂弊端的重任，完成了藏傳佛教本土化的艱巨使命，為促進藏傳佛教中國化進程，建立格魯派與明朝中央政府的直接聯(lián)系，促進漢藏佛教的交流交融與發(fā)展，促進西藏地方對明朝中央政權的歸附和認同，加強民族團結，作出了巨大貢獻。雖然漢文正史文獻如《明史》和《明實錄》，對明成祖遣使召請宗喀巴一事絕口不提，但藏文史書卻為人們保存了珍貴資料，使人們能從這些史料中了解宗喀巴非同尋常的膽識和遠見，認識到他為促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二、釋迦也失入京朝貢，建立了格魯派與明中央政府的密切關系

前文已述，大慈法王釋迦也失（1354—1435）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祖師宗喀巴的主要弟子之一，代表宗喀巴于永樂十二年（1414）入京朝見永樂皇帝，被封為西天佛子大國師；永樂十四年（1416），他返回西藏后在拉薩修建色拉寺。宣德二年（1427）釋迦也失受詔再次進京，宣德十一年（1434）被明宣宗封為“大慈法王”，在內(nèi)地傳法直至圓寂。他歷經(jīng)永樂（1403—1424）、洪熙（1425）、宣德（1426—1435）三朝，是三大法王中在內(nèi)地生活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位。他在溝通西藏地方與明朝中央的關系，推動藏傳佛教在內(nèi)地等地區(qū)的傳播，推動藏傳佛教中國化進程和藏漢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貢獻，對后世影響深遠。

元至正十四年（1354），釋迦也失出生于西藏蔡公堂一官宦之家，自幼聰穎。7歲時，他從噶舉派高僧絳漾·釋迦堅贊（1340—1376）學法，受沙彌戒，獲法名釋迦也失。絳漾·釋迦堅贊是繼大司徒絳曲堅贊之后，西藏帕竹政權的第二任法王，朱元璋曾封他“大司徒灌頂國師”的官職，賜印章及詔書。12歲時，釋迦也失在蔡貢塘寺出家為僧，刻苦鉆研。18歲時，他前往各大寺院游學，廣參名師，深入鉆研佛經(jīng)義理，成為一名杰出學者。明洪武十七年（1384），釋迦也失31歲時，拜宗喀巴為根本上師，隨侍左右。宗喀巴、扎巴堅贊、賈曹杰師徒幾人親自為他授比丘戒，指導其修學。釋迦也失慎思明辨，貫通顯密教理，修行成就突出，成為宗喀巴“辯才無礙”的八大弟子之一。

（一）第一次入京朝貢，建立了格魯派與明朝中央的密切聯(lián)系，提升了格魯派的政治地位

明永樂六年（1408）、十一年（1413），明成祖兩次遣使入藏召請宗喀巴入京，宗喀巴因當時處于籌備拉薩大祈愿法會、創(chuàng)建格魯派的關鍵時期，不能應召進京。故第一次應召時，宗喀巴只得寫信給明成祖，請求皇帝對自己不能赴京予以諒解，并表示自己將率僧眾在本地“以至誠之念，為陛下祈禱，愿陛下圣壽綿長，皇圖永固！”表明自己擁護中央的心跡。在第二次應召時，宗喀巴則根據(jù)明廷的要求，派其大弟子釋迦也失代其前往朝見。釋迦也失遵從師命，于永樂十一年（1413）六月率領數(shù)百名僧人從西藏江孜出發(fā)，經(jīng)山南、巴塘、理塘，于同年十一月到達成都。當他們到達成都時，受到成都府官員和百姓隆重歡迎。此時，明成祖遣人攜帶圣旨和禮品趕往成都迎接，傳達了永樂皇帝新的安排。因當時永樂皇帝第二次北巡（1413年四月至1416年十月）不在南京，故請釋迦也失不要去南京朝見，而讓他先去五臺山禮佛、傳法，以備皇帝在北京召見。永樂十二年（1414）春，釋迦也失到達五臺山，駐錫顯通寺?！霸谖迮_山期間，他為從各地前來朝拜的以大德、官員為首的無量具信仰眾生傳授了灌頂、隨許、教誡等，并為僧人傳授近事、沙彌、比丘、禁食等戒律，按照他們各自的緣分降下佛法之甘露，引領他們走上成熟解脫之路?！蓖甓辉?，明成祖遣太監(jiān)侯顯召請釋迦也失到北京朝覲。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釋迦也失到達北京，受到明廷盛大歡迎。為隆重迎接釋迦也失，永樂帝下令在京城城門口架設彩橋，修筑巡禮過道，還特為其修建駐錫之地。十二月二十七日釋迦也失在大行殿朝覲了永樂皇帝。在京期間，釋迦也失多次朝覲明成祖，成祖賜座、賜茶、賜宴，待以殊禮。釋迦也失尊成祖旨令，在京城建造廟宇，招募僧眾，舉行盛大宗教活動，傳播格魯派顯密教法?！皫熗綇V做密集、勝樂、大輪、大威德四十九尊、藥師佛的修供法事，此時天空傳來天界鼓樂聲，為眾所聞?！薄按撕?，皇帝請上師傳授度母所傳的長壽灌頂和大成就者德洛巴所傳的勝樂不死灌頂，……使皇帝極為虔信，奉獻了大量財物作為接受灌頂?shù)墓B(yǎng)?！庇罉肥辏?415）四月三日，明成祖封釋迦也失為“妙覺圓通慈慧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賜之誥命”，還特賜金邊黑色僧帽一頂。同年七月，釋迦也失奉命前往蒙古、五臺山等地弘揚佛法。永樂十四年（1416）五月，釋迦也失請辭返藏，明成祖賜黃牛800頭，綢緞數(shù)千匹和佛像、幡幢、法器、衣服、文綺、金銀器皿等物，還頒賜一部藏文大藏經(jīng)《甘珠爾》108函，每函均有《大明皇帝御制藏經(jīng)贊》和《御制后序》。返藏后，永樂十七年（1419），釋迦也失遵照宗喀巴旨意，用皇帝所賜在拉薩北郊主持修建了色拉寺。釋迦也失此次入朝之行，不僅建立了格魯派與明中央政府的密切關系，大大增強了格魯派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而且也促進了藏傳佛教在內(nèi)地的傳播，同時也將漢地佛教的一些元素帶回西藏。如在他修建的色拉寺中，有從中原帶來的釋迦牟尼佛像和十六羅漢像、漢地居士像、和尚像、藥師佛像，以及永樂帝賜予的北京版藏文大藏經(jīng)《甘珠爾》。這部《甘珠爾》至今還保存在色拉寺，成為鎮(zhèn)寺之寶。釋迦也失返藏后，按照明廷規(guī)定，定期進貢，保持著與中央政府的密切聯(lián)系。如永樂二十一年（1423），釋迦也失派遣弟子班覺倫珠入京，長期留京擔任皇帝的經(jīng)師。

（二）第二次入京朝貢及在內(nèi)地傳法，促進了漢藏佛教文化交流，增強了民族團結

明宣德二年（1427），明宣宗（1398—1435）派侯顯再次邀請釋迦也失到內(nèi)地弘法。釋迦也失已年逾古稀，仍不畏路途艱險，毅然再次進京朝見皇帝。宣德四年（1429），釋迦也失帶領弟子阿摩迦和索南喜饒等人進京覲見皇帝，并駐錫在法源寺。釋迦也失為明宣宗治好了重病，并在北京嵩祝寺以東的法源寺為宣德皇帝的祖父舉行了“薦?！狈ㄊ隆＿@次進京，釋迦也失在北京駐留八年左右，經(jīng)常為皇帝和皇室成員傳法授戒。宣德九年（1434），明宣宗封釋迦也失為“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凈般若弘照普應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簡稱“大慈法王”，藏語稱“絳欽曲杰”），賜御制法輪金印，他的兩位弟子也被封為“大國師”。除了在北京做法事和講法外，他還曾到蒙古、五臺山、四川、青海、甘肅、陜西等地建寺傳法，擴大藏傳佛教格魯派教法在中原的影響。當時，他在北京法源寺修建了格魯派佛殿，并助修了法海寺，還主持了西天佛子大國師智光的荼毗法會；在五臺山修建了圓照寺，在青海民和修建了馬營靈藏寺，這些寺院成為格魯派在內(nèi)地修建的第一批寺院。宣德十年（1435），釋迦也失返藏，兩位弟子留住京城，負責佛事。在返藏途中，釋迦也失圓寂于河州（今甘肅臨夏）卓摩喀地方，享年82歲。明廷后在卓摩喀建造喇嘛廟，賜名“弘化寺”以示紀念。寺內(nèi)修建“至善大慈法王塔院”，收藏有大慈法王的舍利。河州弘化寺成為格魯派在甘青地方發(fā)展的基地和通往蒙古地區(qū)的中繼點。宣德年間，釋迦也失這次進京受封大慈法王之后，“帝留之京師”，明英宗（1427—1464）嗣位后，清理遣返京城藏僧，大慈法王及其弟子特準留住北京。格魯派受到的榮寵，一時超過其他教派。

總之，大慈法王釋迦也失是在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關系史上又一位作出卓越貢獻的藏傳佛教高僧，他一生兩次到祖國內(nèi)地傳法，共長達10年之久，為建立、發(fā)展格魯派與明朝中央政府的關系，促進藏漢佛教文化交流，推動藏傳佛教中國化作出了巨大貢獻。在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qū)，每年十月二十四日即宗喀巴忌日（五供節(jié)，又稱燃燈節(jié)）的前一天晚上，信眾都要舉行被稱為“四供節(jié)”的宗教活動，以紀念這位歷史人物。釋迦也失為促進漢藏蒙多民族團結和經(jīng)濟文化交流所做的事跡，亦成為歷史佳話流傳至今。

結論

綜上所述，明朝時期，格魯派正處于創(chuàng)立、崛起和發(fā)展的艱難時期，以宗喀巴、釋迦也失為代表的格魯派領袖，能從明代西藏社會變革和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發(fā)展的需要出發(fā)，一方面通過采取宗教改革措施，建立了適應西藏社會發(fā)展需要的清凈的佛教修行理論體系和格魯派寺院教育制度，祛除了西藏佛教界修行混亂、僧人腐化墮落的弊病，使藏傳佛教逐漸走上了健康發(fā)展的軌道，完成了藏傳佛教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他們通過建立格魯派與明朝中央的密切關系，增進了藏蒙等邊疆少數(shù)民族對明朝中央的政治認同，并將格魯派教法傳播到甘、青、川、陜、晉、蒙古等地區(qū)，提高了格魯派的地位和影響力，促進了漢藏蒙等多民族間的文化交流交融，為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進程作出了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