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君：安多瑪曲游牧藏族“兄笫共妻婚”芻議世界民族圖志有關人類婚姻家庭的研究成果顯示，從印度阿薩姆到克什米爾地區(qū)的廣大喜馬拉雅山麓地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普遍流行一種“共妻式”婚姻，通婚主體以藏系民族最為集中。
陳慶英、馬麗華、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賽因阿巴迪：巴基斯坦斯卡杜縣發(fā)現(xiàn)的吐蕃王朝時期的藏文碑刻?2010年5月，應巴基斯坦方面的邀請，由馬麗華、王心陽、張超音、易水等人組成的一支考察小組，沿著巴基斯坦境內的印度河流域進行了歷史文化考察，其中包括巴基斯坦北端的巴爾蒂斯坦地區(qū)。
鄭堆：論阿底峽道次第理論及其傳承“道次第”（??????）系“菩提道次第”（????????????????????）的簡稱?！捌刑帷?，指所求的佛果，“道”指趣證佛果所必須經歷的修學過程，“次第”是修學過程必須經歷的階段。這些階段自下而上，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故名“菩提道次第”。
巴桑旺堆：試解列山古墓葬群歷史之謎土葬是古代藏族的主要喪葬習俗，它起源于遠古時期，基本上終于10世紀前后，其歷史可謂源遠流長。現(xiàn)今西藏很多地方存有眾多規(guī)模不等、形制各異的古代墓葬群，其中被世人有所了解的只有今雅隆地區(qū)瓊結縣境內遺存的欽瓦（???????）、頓卡爾達（???????????）、象達（???????）3處藏王墓群。
羅絨戰(zhàn)堆、次仁央宗、達瓦次仁：機會的供給與把握——構建和諧西藏的一個重要因素及相關經濟學分析這里所說的機會與通常人們認為的機會不同。在《辭?！分袑C會的解釋有以下兩種：其一是指時遇、時機。見韓愈在《與鄂州柳中丞書》中詩句：“動皆中于機會，以取勝于當世”。陸游于《感興》詩中言：“諸將能辦此，機會無時無”。這二文中間的“機會”都是“時遇、時機”的意思。
馬戎：西藏自治區(qū)人口結構與變遷——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分析20世紀90年代末，中央政府提出了“西部大開發(fā)”發(fā)展設想，這是我國在新世紀進一步推動跨地區(qū)政治與經濟整合以促成中華民族重新崛起的重大戰(zhàn)略舉措。
周潤年：北京雍和宮御制《喇嘛說》碑文校錄考詮?座落在北京安定門內的雍和宮是北京的重要名勝古跡，也是首都目前規(guī)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座藏傳佛教寺院。據《清凈化城塔記》載，雍和宮藏文為“甘丹金恰靈”（??????????????????????），意為吉樣威嚴宮，又稱“無量宮”，或稱作“雍寺”。
宋月紅、旦增倫珠：西藏民族區(qū)域自治的經濟社會基礎與自治能力建設研究藏民族區(qū)域自治是中國民族區(qū)域自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立足于中國民族的實際和西藏的區(qū)情，植根于西藏和平解放尤其是自治區(qū)成立以來的歷史進程中，成為西藏社會建設、發(fā)展、穩(wěn)定和改革的政治制度保障和動力源泉。
才讓太：佛教傳入吐蕃的年代可以推前根據傳統(tǒng)的藏傳佛教文獻記載，佛教第一次傳入吐蕃的時間應該是吐蕃贊普拉脫脫日年贊時期，相當于公元4世紀末葉。學術界也根據這些記載來考證佛教傳入吐蕃的具體年代，認為佛教第一次在拉脫脫日年贊時期試圖傳入吐蕃而無果，后在松贊干布時期開始在吐蕃王室傳播，并逐漸在民間流傳，到了吐蕃王朝后期才得到大范圍的傳播，這樣的觀點在目前的學術界已成為定論，對此，似乎已經沒有提出質疑的必要，也很難推翻這個公認的定論。
湯開建：關于公元十——十三世紀安多藏族部落社會經濟的考察?我國藏族居住地區(qū)極為遼闊，由于各地的自然條件不同，習慣上分為三大藏區(qū)，藏文史書上稱上阿里三圍，中衛(wèi)藏四如，下朵康六崗。其中朵康（又稱朵甘或朵甘思）又分為朵堆和朵麥兩部分。朵麥即安多，據《安多政教史》，安多之名則是采巴顏喀拉山東麓的阿慶風嘉雪山與多拉山兩座山名的首字合并而稱的[1]。所謂安多藏區(qū)，即指今四川西北部、甘肅南部、河西走廊及青海除玉樹以外之全部等藏族居住區(qū)，是我國藏族中極為重要而又比較特殊的一部分。本文旨在探討，吐蕃王朝崩潰以后到蒙古人統(tǒng)一西藏之前這一地區(qū)藏族部落有關社會經濟的發(fā)展諸問題。曾有學者認為，這一時期安多吐蕃社會“生產力相當低下，”[2]本文想通過事實的敘述回答這一問題。
阿華：論藏文文獻的開發(fā)和利用?開發(fā)利用藏文文獻是藏學研究事業(y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藏文文獻信息資料作為藏學研究的基礎和先導，對藏學研究的開展和升華起著重要的保障作用。但由于歷史的、文化的、地域的原因，對藏文文獻的整理、研究、開發(fā)和利用還存在許多問題和困難。因此，筆者擬從四個方面談談個人的粗淺看法，以求教于專家學者，冀有助于這項事業(yè)的發(fā)展。
張亞莎：吐蕃時期的禪宗傳承?據藏史載，公元8世紀的80-90年代，在吐蕃贊普的王室寺院——桑耶寺曾進行過兩次歷史性的法諍：第一次是吐蕃原國教苯教與新進入的印度佛教對決，結果是苯教敗北，苯教因此被迫讓出吐蕃國教地位并從此一蹶不振；第二次是漢地禪宗“頓悟”派與印度中觀“漸悟”派之爭，結果是漢地禪宗“頓悟”派失利，藏史說漢地佛教因此而退出吐蕃本土，印度佛教最終在吐蕃生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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